下沉的城市：從雅加達到上海天津大連
「這棟房子已經下沉很久了。」埃爾娜（Erna）說。她補充說，22年前站在屋外時，「窗戶的高度還在我胸口」，而如今已經下降到膝蓋高度。
埃爾娜住在印尼首都雅加達——這是全球下沉速度最快的城市之一。她的家位於北部的重災區，如今地勢已明顯低於道路。每逢暴雨，這裡就會淹水。
現年37歲的她在這裡長大，記得以前熱鬧的港口與清真寺，如今都被水永久淹沒。
她的家建於1970年代，牆壁布滿裂痕，室內地板已多次加厚水泥層來抬高地面——總共約有十次。
現在有些房間的地板比原始高度高出一米，但房屋仍在下沉，而埃爾娜無法負擔搬家的費用。
根據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（NTU）的一項研究，這只是數十個以令人憂慮的速度下沉的沿海地區之一。
研究團隊調查了亞洲、非洲、歐洲與美洲48個沿海城市及其周邊地區的地層下陷情況。這些地區特別容易受到兩種現象的夾擊：一是氣候變化所導致的海平面上升，二是地面本身下沉。
根據這些研究和聯合國數據，BBC估計有接近7600萬人生活在這些城市的下陷區域。這些地方在2014到2020年期間平均每年下沉了至少一公分。
他們的生活受到巨大影響，比如在中國北方城市天津，2023年有3000人從高層公寓中被疏散，原因是地面下沉導致附近街道開裂。
所有48個城市的地理位置都顯示在這個地球儀上。其中地層下陷最嚴重的是中國天津，在本世紀經歷了快速的工業與基礎建設發展。該市最嚴重的地區在2014至2020年間每年平均下沉18.7公分。
選擇下方的城市查看其下沉情況。地圖上將以綠色顯示下陷地區，並附有導致地層下陷的因素細節。
下陷數據通過該城市的一個測量點得出，科學家假設這裡相對比較穩定。你可以在文章末尾查看相關方法。
地下水抽取的風險
「地層下陷其實在很多城市都很常見，」南洋理工大學這項研究的首席研究員謝麗兒（音，Cheryl Tay）說。
「其中一個最常見的原因，就是地下水抽取。」她解釋。
地下水存在於地表以下的砂層、土壤和岩石縫隙中。
它佔了全球家庭用水（包括飲用水）的大約一半，對農業灌溉也至關重要。
但隨著城市人口增長，淡水供應壓力加劇，一些家庭與工業部門會自行鑽井抽水，過量抽取，如在雅加達的情況。
長期過度抽取地下水會壓實土壤，最終導致地面連同建築物一起下沉。
「許多下沉的城市位於亞洲或東南亞，」謝麗兒女士說，「這很可能是因為當地人口增長快速、開發迅速，對水的需求特別高。」
「這會導致地下水被大量抽取，進而惡性循環……這意味著未來洪水會更頻繁、更劇烈，也會持續更久，」她補充說，並指出還可能發生「鹽水入侵」，影響農地與飲用水的水質。
不同地質對下陷的影響不一，謝麗兒認為，興建在低窪三角洲上的沿海城市——例如雅加達、曼谷、胡志明市和上海——風險特別高。
如今幾乎整個雅加達的地勢都低於海平面。該市位於13條河流注入大海的沼澤地上，使其特別脆弱。
地面下陷與海平面上升的結合，加速了所謂的「相對海平面上升」，謝麗兒說：「這裡面有兩個因素：地面在下沉，水位在上升。」
印尼氣象局表示：「過去每五年才出現一次的洪水，可能會變得更頻繁」，因為「極端降雨的整體趨勢正在印尼上升，這與地表溫度上升與溫室氣體濃度增加有關。」
在過去十年裡，雅加達的洪水造成數十人死亡，至少28萬人被迫撤離知道洪水退去。
由於雅加達部分地區比1970年低了4公尺，印尼決定興建一座新首都「努山塔拉」（Nusantara），選址於另一座島嶼——婆羅洲，距離超過1200公里。
這座新城市離海更遠，將依賴大型水壩與水庫儲存河水與雨水，計劃淨化後供應給所有家庭與辦公室，從而不再抽取地下水。
然而，這座新城市計劃備受爭議，發展進展緩慢。有批評指出其造價高達340億美元，且會對全球生物多樣性最豐富的地區之一造成環境破壞。
南洋理工大學的研究涵蓋了五座非洲城市，其中包括奈及利亞的拉各斯。根據報告，去年有超過27.5萬人受到洪水影響。
28歲的 盧卡（Rukkayat）三年前搬到城市東部的艾布特梅塔（Ebute Metta），尋找工作與更好的生活。
但她只負擔得起一間位於下沉地區的出租房——正是南洋理工大學報告中指出的高風險地點之一。
「在一個只要下大雨或遇到暴風就會淹水的地方生活真的很困難，」她說，「我常常得用臉盆從走廊舀水。」
房子的牆壁已開裂、地板潮濕、屋頂漏水——專家指出，這是地層下陷地區的普遍情況。
拉各斯與雅加達一樣，都正經歷快速城市化與人口增長，而其中超過一半人口無法使用自來水。
這類城市的居民與工業往往依賴自行抽取地下水，這就是下陷問題特別嚴重的原因之一。
實際上，南洋理工大學所識別的48個沿海城市中，地下水抽取是一半以上地區出現地層下陷的主要原因。其他人為活動，如建築與採礦，也可能造成影響。
自然因素也不可忽視，包括地殼移動、地震與自然土壤壓實（即土壤隨時間被壓得更緊密變密實），但一些專家認為這些自然因素的影響，遠不及人類活動。
碗狀效應（The bowl effect）
隨著越來越多沿海城市面對地層下陷與海平面上升的雙重威脅，它們開始尋找解決方案——但這些方法有時會引發其他問題。
例如，雅加達、埃及的亞歷山大（Alexandria）以及越南的胡志明市，都已在海岸線興建堤壩、防浪牆與沙丘屏障，以防止海水入侵。
但意大利帕多瓦大學（University of Padova）的皮埃特羅·泰亞蒂尼（Pietro Teatini）教授指出，這些愈建愈高的大型牆體可能造成所謂「碗狀效應」，即雨水與河水被困在牆內，無法自然流入大海，反而加劇內陸淹水。
因此，為了排出積水，雅加達與胡志明市等地都建設了抽水站。
然而，這些措施並未應對地層下陷或洪水產生的根本原因。
東京如何解決地層下陷問題
當東京發現部分地區出現地層下陷時，採取了截然不同的策略——直接針對問題根源。
自1970年代起，東京對地下水抽取實施嚴格限制後，下陷速度顯著放緩。
此外，東京也建構了一套完整的供水管理系統。科學家認為，這種方式是目前最有效的地層下陷遏止方法。
根據南洋理工大學的研究，今天的東京相對穩定，雖然在2014至2020年間仍有少數地區每年下沉介乎0.01至2.4公分。
那麼，東京的供水系統是如何運作的呢？
儘管東京的系統行之有效，日本早稻田大學的米格爾·埃斯特班（Miguel Esteban）教授指出，要將這種模式廣泛推行仍有困難，原因是其建設與維護成本極高。
不過，他補充說，仍有一些亞洲城市視東京為典範。
例如，台灣的台北在1970年代就減少地下水抽取，這一舉措有助於放緩地層下陷的速度。
其他城市——如休士頓、曼谷與倫敦——也都謹慎地調控地下水抽取量，確保不會過多或過少。
有些城市則採用不同策略。例如，上海採取「回灌法」，並獲得良好效果。
泰亞蒂尼教授說，上海將從長江取得的淨水，透過已廢棄的地下水井重新注入地底。
也有城市如中國重慶、薩爾瓦多的聖薩爾瓦多，採取「海綿城市」（sponge city）理念。
這類城市不再只使用不透水的混凝土與柏油鋪設人行道與街道，而是改用可自然吸水的材質，如土壤、草地與樹木。海綿城市強調興建公園、濕地、綠地，以及能在雨季引流儲水的湖泊與水塘。
維吉尼亞理工大學（Virginia Tech University）的馬努切赫爾·希爾扎伊（Manoochehr Shirzaei）教授表示：「這可能是一種更可行、也更永續的解決方案——其成本僅為建水壩的十分之一。」
但批評者指出，這類設施若要應用於既有的城市建設，難度頗高，而且通常規模不足，無法產生大規模影響。
希爾扎伊教授也強調，要真正有效推行這些措施，背後必須有長期的政治承諾。
「地層下陷是逐漸發生的現象，因此我們必須做出一些困難的決策，並堅持數十年不變，」他說，即使地下水抽取限制會讓依賴水井與鑽井取水的選民感到不滿，也必須堅持。
專家警告，若不改變現況，未來將會有更多像埃爾娜一樣的人，在一場場失敗的抗爭中，看著自己的家園一點一滴地消失。
關於研究方法的說明
在這項研究中，南洋理工大學選定了距離海岸不超過50公里、且2020年人口超過500萬的沿海城市群進行分析。
研究人員使用衛星影像，對比2014年至2020年間的數據，以估算這些城市的地層下陷速度。
地層下陷的測量是以每座城市中一個參考點為基準，該點通常被視為比周圍地區更穩定。然而，如果這個參考點本身也在下沉或上升，那麼城市其他部分的實際下陷速度可能會比數據顯示的更快或更慢。
因此，BBC根據這些數據估算受影響人口時，這種潛在偏差也需一併考慮。
研究中引用的下陷速率應視為一種相對指標，主要目的是識別哪些地區比其他地區受到更嚴重的影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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